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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世专研 | 大运河杭州段遗产的OUV专题研究(一)
发布:浙江普世文旅农创发展机构 日期:2023-04-21  浏览:174 次
普世导读PUSHI ARTICLE GUIDE
本文为《文物古迹保护理念和科技保护研究》一书中“大运河杭州段遗产的OUV专题研究”连载的首篇,OUV即突出普遍价值。文章主要以遗产点段,以及沿线纳入遗产区、缓冲区的相关运河遗产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大运河(杭州段)在科技、商贸发展、社会文化等方面对中国大运河整体价值标准的贡献研究,从各遗产要素、水利水运工程设施、运河聚落、其它运河物质文化遗产、生态与景观环境、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内容分析其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特征,提出了大运河(杭州段)保护管理保障体系和遗产构成要素动态增补机制建设构架,并对大运河(杭州段)保护管理规划编制提出了专题性建议。
2014年6月21日,在卡塔尔多哈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中国“大运河”项目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大运河(杭州段)地处东南沿海的长江三角洲南翼,杭州湾西岸,钱塘江下游,作为江南运河的南端以及浙东运河西端的起止点,是京杭大运河与浙东运河两大运河体系衔接转换的重要节点和枢纽。在两大运河体系中都占据重要的地位。
大运河(杭州段)列入遗产河道2段,分别为江南运河杭州段和浙东运河杭州萧山段,总长约110公里。其中,江南运河杭州段包括杭州塘、上塘河、杭州中河、龙山河;浙东运河杭州萧山段(不同区段又称西兴运河、官河、萧曹运河、萧绍运河)。
在遗产区内杭州市列入大运河遗产点6处,包括拱宸桥、广济桥、富义仓、凤山水城门遗址、桥西历史文化街区、西兴过塘行码头。运河经过杭州中心城区(含市内6区,即∶上城区、下城区、西湖区、拱墅区、江干区、滨江区)、余杭区、萧山区。

1. 大运河(杭州段)对大运河整体价值标准的贡献研究
(1)大运河(杭州段)在漕运方面的价值贡献。
漕运是中国历史特有的一种现象,它是由国家政府组织和管理,利用水路调运专门物资到首都的专门运输体系,它有着严密的制度保障,并始终以高成本运行,体现出高度的政治性。由大运河承载的漕运,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经济制度之一,也是中央集权政权治理国家最重要的政治措施之一,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公元7世纪初隋朝政府建立纵贯中国南北的漕运体系以来,一直到19世纪漕运终止的一千多年的时间中,沟通中国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的大运河一直是漕运首要的运输通道。随着制度的完善和规模的扩大,漕运逐渐突破其早期以政治功能为主体的窠臼,发挥着越来越广泛的社会功能,成为维护王朝稳定和制衡社会的重要手段。同时漕运在促进南北文化交流和区域社会开发等方面也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大运河(杭州段)见证了中国历史上已消逝的一个特殊的制度体系和文化传统——漕运的形成、发展、衰落的过程以及由此产生的深远影响。大运河(杭州段)遗产以丰富的遗产类型、全面的时空分布、完整的演进证据,展现出大运河第二次大沟通在水利规划、工程技术、城镇发展、文化传统等方面深远的影响力。自元代形成的直通南北的大运河的运输线路设置,使得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紧密联系起来,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大运河(杭州段)沿线现存的河道、水工设施、配套设施是大运河漕运这一已消逝的文化传统从肇始到发展到衰落的有力见证,同时也见证了中国封建大一统帝国从形成到鼎盛到衰亡的过程。大运河(杭州段)历代发生过的河道变迁见证了漕运线路走向的变化,自秦代开凿以来江南运河(杭州段)城外运河共经历了四次改线,城内运河经历了五次改线;运河水工设施反映了大运河持续使用维护和管理过程真实的历史信息。
大运河影响着沿线的城市规划,也影响着沿线工商业城镇的兴起、繁荣与衰落。大运河极大地便利了南北不同经济文化区域的联系与交流,塑造了运河沿线一代代人“逐水而居,枕水人家”的生活方式,衍生出丰富长久的经济、社会、文化价值。大运河沿线的众多城镇,由于漕运的影响而逐渐发展成为工商业发达的地区性中心聚落。
(2)大运河(杭州段)在科技方面的价值贡献。
中国大运河体现了农业文明技术体系下传统运河工程所能达到的工程技术成就。它解决了在严峻自然条件下修建长距离运河面临的地形高差、水源供给、水深控制、防洪减灾、系统管理等难题,保证了大运河的长期持续通航。它是人类农业文明技术体系之下最具复杂性、系统性、动态性、综合性的超大型水利工程。
大运河(杭州段)体现出基于航运功能需求的鲜明特征与技术成就。从运河规模与线路长度来看,大运河(杭州段)跨越江南运河、钱塘江、浙东运河,包含了众多的河道、水工设施和相关遗产。从始建年代与延续使用时间来看。大运河(杭州段)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古老的人工水道之一,是世界上延续使用时间最长的运河之一,它从隋代公元7世纪第一次大沟通的形成至今持续演进超过1400余年。迄今江南运河杭州段仍保持了运河的实质性的水利与航运功能,这是对运河工程成就的有力证明。基于保障航运功能为目的,大运河(杭州段)具有一系列独特工程实践。大运河(杭州段)最早使用“溢洪坝”、“泄水闸”确保运河水位维持在运输需要的高度,如三堡船闸、萧山排灌闸站、新坝船闸、胜利船闸等,创造性地通过筑坝、引水、蓄水、分水等一系列互相配合的工程措施,利用地形地势等自然条件,完成对大运河水源流量与流向的定量控制,长期性解决了为大运河通航高差的供水问题,保障了大运河的顺利通航,代表了大运河蕴含卓越的地理测量、水利设计、施工等工程技术,是中国古人具有的超凡创造力的见证。
农业文明时期的运河工程由水道工程系统、运河水资源调配与控制系统和运输管理系统组成,必须统筹按照水源、引水、排水、蓄水、行运、仓储、防灾减灾等功能建造单元工程,以实现大运河的漕粮转输、商业运输、灌溉、防洪、城市供水等功能目标,体现了与灌溉、洪涝灾害等相关的水利工程技术特征。

农业文明时期的运河工程体现出更多的地方适应性。如最早使用“海塘”技术阻挡海潮,保证运河城市的安全。梁开平四年 (910),吴越国王钱于候潮门,通江门之外筑捍海塘。始用竹笼盛石筑塘法,开创了竹笼石塘新结构,后人谓称钱氏捍海塘。此“石囤木桩法”为水利工程史的一大创举。宋景佑四年(1037),筑石塘十二里,自六和塔至东青门,用块石叠砌筑塘,是石塘建筑之始。庆历四年(1044),补筑和增修杭州石塘二千二百丈。塘身全用石砌筑,共十三层,迎水面逐级内收,呈台阶形,背水面附土培筑,土石紧密结合,潮流顶冲处布设装石竹笼于下,以护塘基。这一结构为海塘工程技术的一大进步。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黄光升首创鱼鳞塘,使海塘建设更加科学、合理。清代鱼鳞大石塘规模宏伟,结构精良,闻名于世,至20世纪80年代依然在发挥防御洪潮作用。
连载未完待续

(作者:胡彦鹏,王沈玉,吕伟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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