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雄厚的物质基础也使江南成为全国人文荟萃之地，江南地区成为古代中国科举制度下官吏阶层、文人阶层最重要的来源地，大量江南士子或游学或求仕，多由运河北上，把江南社会的文化、风俗、生活方式带往中原与北方，成为群体性重要的历史与文化行程。

2.大运河（杭州段）对杭州城市发展的作用与支持研究

大运河的持续修建和维护，把沿线的自然环境、城镇贯通成为一个大的具有共性的人文环境，促进了运河聚落的经济发展与文化交流。因运河而生的众多城镇和街区反映了大运河沿线人们围绕运河航运而进行沿岸土地开发、利用的持续过程，在这一长期并延续至今的过程中，与运河有紧密联系的人类聚落的产生和发展，体现了跨越巨大时间、空间的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

隋代，中国南北大运河贯通，杭州因位于京杭大运河南端，城市地位提升，建立杭州州城，形成杭州古代城市的雏形；南宋定都杭州与地处运河漕运要道有密切关系，确保南宋王朝150多年对中国南方地区的统治，大运河（杭州段）成为帝国生命线中枢；明清时期，大运河仍作为联系全国经济的交通大动脉，杭州依托了运河这一黄金水道，在政治上突出以漕运为主导的功能，同时促进了商业、贸易、运输、仓储、手工业等产业发展，推动了杭州段运河沿岸城镇商业经济的繁荣。

大运河（杭州段）聚落历史久远，至今仍保存了完整的运河城镇格局、历史街区和传统街巷。杭州是京杭大运河的南端城市，同时也是浙东运河的西端城市。京杭大运河与湖东运河在杭州相连贯通，这一重要的地理位置，促进了杭州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城市格局的产生发展围绕大运河的发展而变化，与运河紧密相连。明清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大运河成为联系全国经济的交通大动脉，促进了运河沿岸城市商业的繁荣，也衍生出独特的城镇形态。这些历代曾扮演过运河重要节点的城镇均受到运河的影响，经济和城镇格局随运河兴起而兴起，随运河发展而发展。

如塘栖镇在元末拓宽官塘运河以后，小镇初现雏形。到了明代弘治年间，逐渐形成了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集镇。清代至民国，镇内集市贸易尤为兴旺，朝市、晚市、香市、庙会兴盛，成为江南水乡著名的水路码头，是京杭大运河文化经济作用的见证；

西兴镇自古为水陆要冲，江河的门户、浙东运河之头，浙东运河是西兴城镇发展的动力及其基本形态形成的主导因子。平行于运河的西兴老街就是依托运河流淌才发展、繁华起来的商业街。西兴曾是渐东入境首驿。唐朝时设立邮政、公文传递和官员中转等职责的驿站。西兴是浙东运云河的端点，曾是浙东水运货物的重要集散地。西兴老街较为完整地保留了清末民国初期西兴老街的格局及建筑风貌，历史遗存丰富，浙东运河之头保存完好，周围还有过塘行等历史建筑。反映了因浙东运河而兴衰的城镇历史片断；

仓前镇原名灵源，南宋绍兴二年（1132）年官方在街北建临安便民仓，古以南为前，遂称仓前街，距今已有873年历史。因运河建仓，因仓名街，街因运河而兴盛；衙前镇始建于晋代。晋永嘉元年（307），会稽内史贺循主持疏凿西兴运河，衙前老街即沿河曲而建。

杭州段沿运河两岸保存的大量江南水乡特色的传统民居建筑，以及和运河在生活上的紧密联系，凸显了街区江南水乡的生活氛围，突出反映了运河的人文价值。在运河便利交通运输，繁荣两岸商业经济的同时，人们沿着大运河逐水而居，也孕育了运河两岸特有的民情风俗，深刻影响着沿线人民的生活方式。大运河（杭州段）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运河流域文化的活的见证。世代劳作、生息在运河边上的百姓人家，沿袭的传统节日和保留的传统娱乐活动，有着鲜明的运河烙印。如运河元宵灯会、余杭滚灯、元宵钱王祭、蚕花会、运河戏曲、船歌和渔歌、运河茶馆文化、杭帮菜的发展和传承过程，充分反映了运河作为文化纽带在文化传播方面的重要作用。

大运河（杭州段）经过杭州中心城区（拱墅区、下城区、上城区、滨江区）、余杭区、萧山区，沿线人口达到了796.6千万，作为杭州的母亲河，大运河用她的乳汁哺育着依河而居的人们，并在他们的生活中留下了鲜明而又隽永的印记，成为杭州一代代人的共同记忆。

(作者：胡彦鹏，王沈玉，吕伟加)